一場突如其來的全國性傳染病,打破了我們日常的許多幻覺。

原來在城市文明已經站穩腳跟的地方,仍然有如此多的人不顧禁忌追逐野味。原來我們的公共衛生體制仍然漏洞頻出,并未充分吸取17年前的教訓。原來所謂的謠言有時候竟是“領先的預言”,在關鍵時刻足以救人性命。原來17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只有一位敢于打破禁忌說真話的鐘南山。

雖然“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頻頻被人提起,但發生過的歷史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疫情時期的種種亂象,同時對照檢視政府、民間在應對方面的得失。

以下六本書,讓我們得以從不同維度去考察病毒和城市化、公共衛生制度與政治、謠言與真相之間的關系。希望這個特殊的春節留給我們的不只有恐慌、憤怒和感動,還有對于國家、社會更深刻的認識。

SARS的教訓
逼近的瘟疫

作者: [美]勞里·加勒特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原作名: 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譯者: 楊岐鳴 / 楊寧
出版年: 2017-1

“非典”已經過去17年,但除了媒體報道合集、醫生回憶錄、英雄事跡之外,仍然沒有一本足夠有分量的全面反思著作,這也是為什么當年許多錯誤今天重演的原因之一。雖然國人的反思遠遠不足,但國外關注疫病問題的記者肯定不會錯過這場波及全球的傳染病。

《逼近的瘟疫》雖然聚焦于20世紀后半期,記錄了人類發現、研究埃博拉、拉沙熱、AIDS等傳染病的經過,觀察了病源和傳病媒介如何變化,以對付人類自我保護的防御武器。

在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對于SARS的深遠影響進行了如下分析:

對于政治領導人而言,SARS促使了他們的驚醒。中國領導人看清了對流行病秘而不宣的代價,因為整個世界都不滿于否認這種新疾病的存在。加拿大領導人和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發現自己竟忽略了醫院的傳染控制措施,終使醫院成了SARS的傳播中心,真是令人痛惜。美國的領導人原本感到高枕無憂,深信本國的疾病控制中心確有能力保護美國民眾不受微生物的威脅,如今也忽然關心起萬一SARS暴發,對國家安全會有何種影響了。

這樣的反思與本書的另一條主線一脈相承,那就是指導不當的醫療措施、方向錯誤的公共衛生政策、目光短淺的政治作為或不作為,一次次成為病毒的“幫兇”。 

比如,前蘇聯對于傳染病和公共衛生總是編造各種虛假數據,其領導人急于要宣布在疫病控制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可以與資本主義的歐洲和北美抗衡。

城市化必須邁過瘟疫這道坎
死亡地圖

作者: 〔美〕史蒂芬·約翰遜 (Steven Johnson)
出版社: 譯言·東西文庫/電子工業出版社
副標題: 倫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譯者: 熊亭玉
出版年: 2017-1

無論是SARS還是2019-nCoV病毒,公眾的普遍共識都是禍起于野味,衛生防疫空白地帶的野生動物市場成為城市中的“定時炸彈”。似乎只要順應民意將吃野味的行為入刑,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然而,何以在現代養殖業如此發達的情況下,仍有如此多的人甘為一口野味不惜鋌而走險?這就并不是人人喊打就能夠解決的問題。這是農業時代在城市文明中的頑強遺留,也是權力欲望沖破城市秩序的某種外化。

20年間兩次波及甚廣的流行病,足以促使我們反思如何徹底拆除這些“定時炸彈”,從源頭上阻斷病毒的傳播,這是我們真正進入都市社會的必經之路。

實際上,160多年前倫敦的一場瘟疫正是形塑當今城市的一股重要推動力,《死亡地圖》就講述了這背后的故事。

在此之前,倫敦是拾荒人的天下,應對250萬人口聚集的城市基礎設施——垃圾回收、公共衛生部門、污水處理中心等還都沒有出現,糞便漫溢、污水橫流、臭味熏天是倫敦人習以為常的城市景觀,也成為霍亂的溫床。在當時,每隔四五年,倫敦就要爆發一次霍亂,每次爆發都要奪走上萬條生命,進而波及整個英國。

霍亂因何而傳播?醫生約翰·斯諾通過實地走訪調查發現,倫敦霍亂的大量病例都是發生在缺乏衛生設施的窮人區,他得到了所有因病去世的人的詳細住址,并在地圖上用黑杠標注死亡案例,顯示出傳染源是一口公共水井,霍亂中的死亡者正是圍繞著水井分布和擴散。

在這份“死亡地圖”面前,倫敦政府開始痛下決心改善公共衛生設施,建立起了大規模的供水網,全部配備壓力和過濾裝置。英國的經驗后來又被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日本等復制。因為這份地圖,此后倫敦再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霍亂流行事件。

大數據能幫助我們徹底消滅病毒嗎?

病毒來襲

作者: [美] 內森•沃爾夫(Nathan Wolfe)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標題: 如何應對下一場流行病的暴發
原作名: The Viral Storm : the Dawn of a New Pandemic Age
譯者: 沈捷
出版年: 2014-4

如果說約翰·斯諾的“死亡地圖”是早期的大數據分析工具,那么在今天,無孔不入的數字監控完全有能力在疫情演變成流行病之前及時發現和應對。致力于流行病早期檢測和控制的獨立研究機構Global Viral創始人Nathan Wolfe,在《病毒來襲》一書中就探討了大數據時代的流行病預測。

谷歌的工程師們通過搜索與流感相關的關鍵詞,建立了一個預測流感趨勢的系統,比美國疾控中心提供的流感數據準確率更高。2009年甲型H1N1病毒大流行期間,英國兩位計算機科學家通過追蹤Twitter中與流感相關信息的出現頻率,并將結果與官方衛生數據比對,發現準確率達到了97%。

在這本書的最后一章,作者構想了流行病未來的末日——在疫情聚合圖的幫助下。這是一張包含所有人所在位置、感染的微生物、流動的地方、接觸的人,結合了數字化和生物學的信息圖。在作者看來“谷歌這樣的組織已經幫我們創建了一個‘環球神經系統’,如果我們想要有一個等同于‘環球免疫系統’的東西,就需要研發結合政府和非政府體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術。”

這一次,運營商、手機App已經用于精準定位,追蹤移動軌跡和疫情傳播路徑,鎖定被感染者接觸過的人群。只是微博等網絡平臺尋找同乘者的啟示,反映出聯控聯防運行機制中間的“斷層”,不同平臺數字身份與現實身份之間的撕裂,距離Nathan Wolfe的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

同時,打造一張巨細靡遺的防控網絡的同時,如何處理隱私泄露的難題正在變得日益緊迫——想一想武漢返鄉人員的私人信息為何會在各種微信群中滿天飛。

衛生制度建立過程中的“國進民退”
鼠疫與近代中國

作者: (日) 飯島涉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副標題: 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
原作名: ペ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変容
譯者: 樸彥 / 余新忠 / 姜濱
出版年: 2019-4

任何城市和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都要邁過一道道傳染病的關卡,同時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擴張。《鼠疫與近代中國》就梳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中國衛生制度的形成,以及傳染病的流行是如何重塑社會組織,促成“公共衛生”概念的。

根據作者的研究,對于19世紀末的鼠疫,清政府仍沿襲以往對瘟疫的應對辦法,即命令地方官采取適當的措施,其結果是,在廣州腺鼠疫流行時,擔當實際防治措施的是民間團體。

無論是本書還是梁其姿講授的著作都指出,明清時期善堂等慈善團體,鄉紳、會館、公所等地方組織在救死扶傷、應對疫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這種“政府撥款、民間實施”的模式伴隨著殖民權力的介入逐漸式微,在民國時期各種權力的角斗過程中,衛生制度和防疫檢疫權最終成為國家權力的一部分。現代衛生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動員,使政府成功地介入社會。

實際上,衛生體系的建立是中國近代化的一部分,和當時的許多事情一樣,一個國家必須要有這些配套的部門和制度,否則無法被納入國際游戲規則。一場場自上而下的“衛生運動”并非出于公眾的權利覺醒,更多的是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

這本書促使我們思考,此次疫情過后如何審視公共衛生體系中政府與社會力量的關系,尤其是如何防止國家以公共衛生之名從公眾手中奪走更多權利。

謠言不等于“虛假消息”
謠言

作者: (法)讓-諾埃爾•卡普費雷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標題: 世界最古老的傳媒
原作名: Rumeurs: Le plus vieux media du monde
譯者: 鄭若麟
出版年: 2018-1

8名最早公開新型冠狀病毒信息的人士12月31日因“散播謠言被查處”,疫情爆發之后卻被民間追認為“八義士”,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親自發文談新型肺炎的謠言問題。和任何一次公共事件一樣,從此次疫情發酵開始,謠言問題注定將相伴始終,尤其是在官方機構和媒體公信力岌岌可危的情況下。

無論是一再被打臉的官方消息,不斷反轉的網絡輿論還是到處滋生的小道消息,對于權威信源的“失信”和集體恐慌都是謠言孽生的沃土。在最高法院語焉不詳的文章中,謠言在法律被認定為是對“虛假信息”的表述。當有未得到及時救助的患者在網上求救時,“造謠”的指控更是成為雨點般砸下的鐵拳。

對于謠言這種民間輿論的自然產物,無論官方、民間都將其認定為僅有負面作用的貶義詞。然而,這可能是某種“中國特色”。《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一書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謠言的定義只是“一種未經證實的消息”,“真實性”并不屬于它的定義范疇。

謠言作為一種“街談巷議”也不應帶有貶義色彩,當人們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復(或不信任官方答復)時,謠言便會甚囂塵上。可以說,謠言是信息的黑市,謠言內容的變化不僅僅是對信息的歪曲,而是人們達成一致的過程的一部分。

將謠言視為一種集體意識的表達,集體情緒的投射,通過及時、透明的信息公開加以引導舒緩,而不再簡單粗暴地粗暴判其為“虛假信息”,才能避免最高法院面對謠言時的自相矛盾(“不是所有的不實信息都要進行法律打擊,但是在決戰新型肺炎的特殊時刻,有些謠言必須嚴厲打擊”)。

為什么我們只有一個鐘南山?
鼠疫斗士

作者: 伍連德
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副標題: 伍連德自述(上)
原作名: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譯者: 程光勝 / 馬學博 / 王麗鳳(校)
出版年: 2011-3

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病毒疫情,110年前幾乎以一己之力撲滅東北鼠疫的“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再次被大家提起,一篇篇十萬+文章應運而生。但正如豆瓣用戶@閱湖在《什么是“伍連德奇跡”》中指出的,成就這一“奇跡”的首要因素,是清末官制改革背景下、中央層面“庇護人”(patron)的絕對支持。

實際上,“庇護人”(patron)一詞正是伍連德自己在其自傳《鼠疫斗士》(Plague Fighter)中的說法。在這本自傳的扉頁上,伍連德把此書獻給了兩個人,一個是他在劍橋就讀時的恩師William Napier Shaw爵士,另一個則是國民政府首任總理唐紹儀的侄女婿施肇基。

正是“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全力支持,加上地緣政治壓力下東三省總督錫良對于“中央空降干部”的充分授權,才讓伍連德得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打破常規,果斷、靈活地推行各種防疫措施。”

1月20號,鐘南山率先對媒體明確表示存在人傳人,并首次證實有醫務人員感染,打破了地方政府的信息信息封鎖。這位84歲的老人17年后不得不重新出山打破僵局,和一百多年前的伍連德遙相呼應。

正如微博博主@狠狠紅 所說:他不僅需要科學上的成就,還需要政治威望,需要公眾話語權。你要讓一個人出來敢說話,安全說話,說話能被聽到,說話能管用,需要一個賦權。鐘南山沒有接班人的原因在這里,沒有人獲得賦權。鐘南山獲得這個賦權,已經是極不容易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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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光侍 竹光侍 發表于  2020-02-01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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